【奔流文化·器物】博物馆寻龙迹②丨天水博物馆里那些呼之欲出的“龙”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代表着吉祥、正义、兴旺和力量。龙在中国并不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民族标志，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农历甲辰龙年春节将至，请您跟随奔流新闻一起走进天水市博物馆，一睹那些文物里的“龙”。

　　在天水市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汉代青龙画像砖。这条“龙”形态逼真，呼之欲出。

　　这件画像砖长29.4厘米，宽31厘米，厚3厘米，重量4250克。此砖为青灰色，近正方形，砖面正中模印一龙，呈飞翔状，矫健有力，神态生动。龙头部较长，弯角后伸，两竹叶状耳后竖，龙嘴大张，上唇外翻，长舌平伸，龙身细颈肥躯，四肢呈奔走状，龙尾上卷，气象昂扬。砖上下近边处模印莲花和柿蒂纹，下边即右边沿装饰模印三角纹。汉代墓葬中龙纹画像砖常与白虎、朱雀、玄武画像砖配套形成四方四神。龙纹画像砖往往位居东方，五行属性为木，代表青色。人们习惯称之为“青龙”。

　　该画像砖，以模印的方式表现了龙、花卉、三角纹等不同纹饰，表现内容具有浮雕感，与之后麦积山石窟中的“薄肉塑”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砖上的龙纹身形矫健，古人通过线、面结合的手法将其塑造得神气十足。

　　龙为鳞虫之精，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的图腾。传说伏羲女娲就是“人首蛇身”。《家语·辩物篇》言：“大昊以龙纪官，伏羲以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路史》也说：“伏羲命潜龙氏造甲子以命岁时，配天为干，配地为枝。枝干配类以纲，维乎四象”。魏曹植在《庖牺赞》中赞曰“龙瑞名官，法地象天”。从古代记载来看，伏羲氏是龙图腾的创立者，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龙形象的来源非常复杂，有猪龙说、马龙说、鳄龙说、蜥蜴说、闪电说……其中最有趣的，要数图腾说，即龙是融合了蛇、鱼、猪、马、鸟等部族图腾后形成的。考古学中更是发现了彩陶上的蟠龙、红山玉猪龙、濮阳蚌龙……天水甘谷县和武山县发现的鲵鱼纹瓶上的图像也被认为是“鲵龙”，进一步丰富了龙图腾来源。

　　在天水市博物馆，除了馆藏青龙纹画像砖，还有一件馆藏一级文物——汉代掐丝焊珠七龙纹金带，这条“龙”不仅富丽堂皇，且工艺令人叫绝。

　　掐丝焊珠七龙纹金带扣，综合应用捶揲、掐丝、焊珠等多种工艺由黄金打造而成。带扣长10.0厘米，宽6.4厘米，厚1.0厘米，重42.70克。器型呈圆首方尾的马蹄形，带扣前端开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纵向凹槽，原装有活动扣舌，是一件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兼具高超工艺水平的“时尚单品”。

　　这件带扣以黄金为质，应用多种黄金加工工艺打造而成，整件带扣坯体以金皮捶揲显出七龙轮廓。带扣表面用掐丝焊珠工艺制作纹饰。纹饰由边饰和主纹饰两部分组成。边饰由外及里分三层：第一层是由双股金线扭结形成的绞丝边框；第二层是由单根金线掐折弯曲形成的“几”字型纹；第三层是由单根金丝连接形成的单线内框。在三层边饰组成的边框内装饰七龙纹图案，一条大龙穿梭于行云之中，其余六条小龙围绕于周边。

　　所有龙纹先掐金丝做出轮廓，然后用颗粒较大的金珠沿中脊金线焊接形成连珠式“龙脊”，再用颗粒较小的“金粟”填充龙身。龙纹之间装饰流线状的云气纹。带扣整体装饰繁复华美、富丽堂皇。史书记载，西汉孝文帝六年，汉王朝赐予匈奴单于的厚礼中便有一件“黄金犀毗”。这里记载的“黄金犀毗”正是类似于掐丝焊珠龙纹金带扣的物件，这表明用黄金制作的这种龙纹带扣是何其珍贵。掐丝焊珠工艺源于西亚，战国时期从西域传入我国。这件金带扣也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工艺技术的交流。

　　天水博物馆收藏的龙虎纹铜镜，三角形镜缘，直径9.2厘米，大圆形钮，隐起圆形钮座。铜镜装饰分内外两区。内区装饰浮雕龙虎纹，龙张口吐信，似腾飞状。虎躬身蹲踞，呈长啸态。龙虎之间饰一“四出”圆钱，圆钱上篆书“五朱”钱铭。龙虎纹饰区外装饰一圈栉齿纹。外区分别装饰锯齿纹和双线波纹。这件铜镜胎体厚重，器型规整，纹饰精美，为三级珍贵文物。

　　龙为图腾象征，虎为百兽之王，都是古人崇拜的形象。从远古时候开始，智慧的华夏先祖便让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形象有了关联。战国前后，龙虎作为常见的装饰纹样出现在漆器、刺绣纹样中。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上就有龙、虎、凤等纹饰。西汉时期，青龙、白虎作为“四神”成员往往成对出现。东汉以降，在神兽纹铜镜的基础上形成了浮雕龙虎纹铜镜。龙纹与虎纹的结合也成为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铜镜纹饰的一大特色。

　　从这类铜镜的铭文内容来看，龙虎镜带有鲜明的祈福纳祥功用，一是祈求风调雨顺、国富民强、百姓生息，“风雨时节五谷丰”“胡虏殄灭天下复”“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二是具有禳灾求吉的用意，以“左龙右虎避不祥”。三是祈愿身体健康、长乐富昌、官运亨通、大吉大利，希望“长保二亲乐富昌”“长保二亲得天力”“官位尊至大吉兮”。

　　这面铜镜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纹饰中有一钱纹。钱纹出现在铜镜上出现于汉代，常见的多为“五铢”铭，偶见无铭者。这面铜镜上钱纹铭“五朱”，应当是“五铢”之简写。据历史记载，东晋时代曾发行过“五朱”铭圆钱，其形制与五铢钱相似，故称“沈郎五铢”。沈郎五铢于东晋元帝太兴年间东晋沈充所私铸，铜色发囱，仅重一克，极薄小，犹如榆荚，只称“朱”，不称“铢”，钱文作“五朱”，少数或作“五金”。据此判断，这面龙虎镜时代应当为东晋遗物。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最直观的呈现方式，承载着最深沉的文化记忆。传说圣人见鸟兽容貌，草木英华，始创衣冠。从衣冠草创，到汉服唐装，中国服饰曾演绎出了绚烂多彩的惊艳华章。衣架、帽盒、帽筒、衣柜……与服饰配套使用的家具、器物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帽筒就是这样一件专为帽子而生的器物。

　　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民国素三彩堆塑龙纹瓷帽筒，高29厘米，口径12厘米。此件帽筒为直筒形，以黄彩为底，正面堆塑“二龙戏珠”，一龙绿彩红鬣腾空而起，一龙紫彩绿鬣附身回首，龙身凸起，极具立体感。两龙之间及帽筒背面间饰紫、蓝、白三彩绘成的火焰云纹。帽筒底部以蓝、绿彩绘江崖海水纹。底足内阳刻“王炳荣作”篆书款。王炳荣，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景德镇瓷雕名家，工于雕瓷，作品题材广泛，动物、花鸟、人物皆有，传世品以文房用具为多。

　　清代官员的帽子为“顶戴花翎”制式，以标志官阶品秩。官员帽顶一品用红宝石；二品为红珊瑚顶；三品为蓝宝石顶；四品为青金石顶；五品为砗磲顶；七品为素金顶；八品为阴文镂花金顶；九品为阳文镂花金顶。“花翎”插在帽子后面，是“辩等威、昭品秩”的重要标志，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按《清会典事例·礼部·冠服》的规定，只有皇亲贵胄、内务大臣及藩王贵族才有资格佩戴花翎。帽筒就是清代官员专门为了置放顶戴花翎所造。

　　清代早期，官帽放置在木制帽架上，同时亦有铜胎珐琅及瓷制的球形帽架。瓷质帽筒初见于清代中期，道光以后开始广泛流行，用途也逐渐由实用器转变为观赏和陈列器。晚清民国以后，帽筒的用途又发生了变化，除观赏外也成了置物、陈设器。江南一带也常做女子嫁妆，表达出双入对，感情和睦，祈盼儿孙学优入仕，出人头地的美好期冀。清代帽筒有青花、粉彩、矾红彩、浅绛彩、墨彩、哥瓷釉、珊瑚釉、各色地釉描金等，各种彩釉俱全。帽筒上常见的纹饰主要有人物故事、山水、动物、花鸟鱼虫等。

　　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民国时期的素三彩堆塑龙纹瓷帽筒，器型规整，雕琢精细，色彩明艳，是集绘画、雕塑为一体的艺术佳品。